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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院非大學說

時間:2006-11-21欄目:語文論文

  教學程度高低不同的書院,通過某種機制組成聯合體,在相互比較中可以看出其等級差異。宋代最典型的例證是見于《宋史·尹谷傳》的“潭州三學”,即潭州州學、湘西書院、岳麓書院三學學生月試積分高等而遞升,三學為三個層次,此為論者所熟知,不必贅言。有意思的是類似的情況在清代也出現過。乾隆年間,長沙岳麓、城南兩書院隔江相望,雖同屬省會書院,但岳麓在全省招生,城南在全長沙府招生,程度有別。湖南巡撫陳宏謀規定,每年年底“將兩書院生童傳齊匯考一次,核其有無精進,以定次年去留。城南書院生員中有佳者,送岳麓書院。”(注:清·陳宏謀:《申明書院條規以勵實學示》,鄧洪波編:《中國書院史資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5頁。)可見,岳麓書院由潭州三學而確立的湖南最高學府的地位,到清代仍然保持未變,此是后話,暫且不表。
  宋代的另一例在今江西,由江東提舉袁甫實施,事見其《番江書堂記》,其稱:
  或問余曰:“子創象山書院于貴溪,興白鹿書院于廬阜,而又建番江書堂,何也?”余曰“子豈知余盡哉!……兩書院蓋士友所宗之地,振而起之,責實在余。故凡士愿處象山若白鹿者,名隨其行輩與其望實,或畀領袖之職,或在賓講之選,衿佩咸集,彬彬可觀矣。而余之所深慮者,已成之材雖易于振拔,而后來之秀未保其嗣續。況士友之紛至,非按其語言參諸履行,則未可得其為士之實。于是,選通經學古之士,率生徒而課之,余暇日亦數加考察。俟其立也,乃分兩書院而肆業焉。此番江書堂之所以建也。”(注:宋·袁甫:《番江書堂記》,《中國書院史資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146頁。)
  非常明顯,作為一種預備學校,番江的書堂程度要大大低于“士友所宗之地”的象山、白鹿二書院。按番江書堂在饒州鄱陽縣,位于貴溪、廬山兩地之間,有達源、止善、存誠、養正四齋,規模不小。可知,袁甫在三地遠距離構建書院教育體系,比起潭州三學同城隔江組成的教學體更有創意,此則或可視作今日遠程教育之開端。
  與以上不同書院間通過某種機制聯合組成一個等級差異有別的共同體不同,在明清時期,出現了一地幾所不同教學層次的書院共存但相互之間缺乏聯系的情形。如福建省會福州,康熙年間由巡撫創建鰲峰書院,雍正十一年(1737)定為省會書院,專課生童。嘉慶二十二年(1817),總督汪志伊等創建圣功書院,專課童生。同治三年(1864),總督左宗棠又建正誼書院,專課舉人、貢生。(注:民國《閩侯縣志》卷三十三。)又如天津,有輔仁、問津、三取三書院“鼎峙為三”,“皆為生童而設,孝廉不與焉。”至同治十三年(1874),官紳創建會文書院,“專課舉人”。(注:光緒《天津府志》卷三十五,馬繩武《建立會文書院記》。)童生、生員、舉人是三個不同層次的群體,各書院程度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需要指出的是,這類書院的程度不是一成不變的,有時也會因為某種原因而出現由低而高,或由高而低的變化。如蘇州府平江書院,創建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凡吳、長、元三縣童生,邑選十人入院肄業,諸生亦與焉。其后諸生盡入紫陽、正誼兩書院,而平江書院專課童生。”(注:同治《蘇州府志》卷二十五。)十分明顯,蘇州府屬的平江書院,由生童并課到專課童生,其地位由高而低,出現了變化。
  同一所書院內部也有高低層次的不同。如山西夏縣涑水書院,由元至治年間邑令貼木兒不花創建,祀宋儒司馬光,有“堂七楹,中設司馬文正像,顏曰粹德堂,左延賓,右延師,辟齋五,聚造士之俊選與幼學者分授焉。游息之所,講肄之堂,庖廩井廄靡不俱備,復入田畝若干,歲入以贍,且以供祀事。”(注:雍正《山西通志》卷三十六。)可見,涑水書院是成人與幼年分班授課。又如清代湖南平江縣爽溪書院,為同治七年(1868)邑人李元度創建于李氏家廟之西的家塾,它延請“經師一、蒙師二,以分教子弟,先太高祖后裔皆入焉。”(注:清·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卷十六,《爽溪書院記》。)經師、蒙師所授內容不同,知識深淺有別,不言自明。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程度的學生同處一院而“分授”、“分教”,和有些書院的“分班回講”一樣,是分級分班上課的表征,它是書院在教學方法上的一種創新,比之近代西方學校的分班授課,其依照程度而組織教學的原則相通,所不同的是,對這種教學規律性的認識與實踐,書院要比西方學校早幾個世紀罷了。
  書院教學程度的不同,可以用大學、小學這樣的傳統方式表述。如元代建康府明道書院,就將自己的生徒明確分成“大學生員”、“小學生員”兩類。“大學生員”十四人,又分“治經”、“治賦”兩個專業,各七人肄業。其“課試”規定:“三十歲以下者,各各坐齋讀書,延請講書訓誨”。“每日照舊例行供講課。每日課治,治經義者小經冒議,治賦者省詩。午后納課呈山長,晡后書院會食,課辦呈公堂,放學。”“小學生員”無名額記載,其“課試”規定:“每日從小學教諭出題受書訓導,每遇三日一次供詩;每日背誦隔日書,授本日書,出本日課題,省詩對句,食后習功課,午后說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小學》之書,《通鑒》,出晚對,供晚對。”(注:《行省坐下監察御史申明學校規式》,《中國書院史資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頁。)兩相對比,可以看出,其程度的不同明顯而具體。
  與明道書院一院同招大學、小學生員肄業不同,明代山東臨朐縣朐山書院“以小學為教”,所招全是小學生員。朐山乃嘉靖十年(1531)知縣褚寶創建,其創建緣由、內部規制及運作情況,詳見于當年的山東提學副使所作的《朐山書院記》,其稱:
  又以儲材在學校,而蒙養必先小學,乃仿古社塾遺意,創書院于邑城中,前為養正堂三楹,后為景賢堂五楹,翼以書舍十六楹,環以左右塾八楹。于是選民間之秀彥,立塾師以教之。朝鐘暮鼓,聚散惟時,辯方書,正句讀,吟詩習禮,考論名物器數,居處慎其(與)長幼,明其(節)勤惰,示其懲勸。令雖日事案牘不暇給。稍間,輒與諸生督課,時校藝,而進之右塾,升之左塾,升之堂。升之堂者,以需進于庠校。于是,邑之士咸觀而向化。……嗟乎,今書院之設遍山左,然未聞以小學為教者。(注:嘉靖《臨朐縣志》卷四。)
  這條材料十分典型,不僅可以說明臨山書院是小學,它可以與遍設山左的其他大學程度的書院并行特立,而且又以堂塾分成高低程度不同的三級,由右塾而左塾而升于堂,內部實行等級管理,便于激賞以提高生徒的學習積極性。更有甚者,在保持相對獨立性的情況下,它又可將升之堂者進于庠校,使小學層次的書院可以回歸社會,不致因缺失生存環境而出現無以為繼的困難,可謂規劃周詳。事實上,清代雖行政區變化,臨朐縣附廓于海州州城,朐山曾一度升格為州級招收生童肄業的大學層次的書院,但到嘉慶七年(1802)知州唐仲冕率一州兩邑士民創建石室書院之后,朐山書院又“改為小學,延諸生之勤篤者為童子師,屬學官董之。”(注:嘉慶《海州志·書院》。)
  和小學層次的書院再分高下等級一樣,大學這一層次的書院也存在著諸多等級差異。前述第一、第二種情況是大學類書院教學與學術水平高低不一的兩種表現形式。另一種則是區域性差異。受區域性發展不平衡的影響,各地的文化教育整體水平各不相同。雖同屬縣級、州級、府級書院,但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相比,其教學程度卻不能相提并論

。茲舉陜西略陽縣嘉陵書院為例,它位居縣城,屬縣級書院,設山長掌教,有齋長經管院務,設院書、院舍寬敞,經費充足,規制謹嚴,在全縣招數十名生童肄業。但其地接青海,距省城一千余里,屬落后地區,其教學要求,僅為熟讀六經而已。有關情況,見道光十一年(1831)知縣為其制訂的“成規”第一條《定膏火》,其稱:
  前以讀經書定膏火,讀經者給膏火,不讀經者不給,期于士皆通經。然亦有勤于用功而讀經不能如數者,自宜略為變通。今定膏火五十分,讀經膏火三十分,不讀經膏火二十分。讀經以《易》、《書》、《經》、《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六經為定。六經尤以《春秋左傳》、《禮記》、《周禮》為主。《春秋左傳》十二本,《禮記》十本,《周禮精義》六本,諸生童于是三經,能二十日讀一本者準膏火。……《易》、《書》、《詩》,每部均限八十日,能讀熟者準膏火。然必《周禮》、《禮記》、《春秋左傳》讀完再讀此三經者方準膏火,但能讀此三經者不準。……其不專予讀經,或讀經不能如數者,生員膏火十分,童生膏火十分。(注:清·賈芳林《嘉陵書院成規五條》,《中國書院史資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9頁。)
  《周禮》等三經共28本,以20天讀熟一本計算,需要560天,《易》、《書》、《詩》三經,以80天讀熟一本計算,要240天,六經共計800天才能讀完。書院一般每年放假兩個月,按照規定的進度,滿打演算,每個生童必須在書院肄業三年方能讀完六經。這樣的教學水平太低,顯然是不能和東南地區的縣級書院相比的。
  大學類書院的程度差別更突出的表現是,通過官辦書院系列的行政級差而表現為縣級、州級、府級、道級、省級這樣一個由下而上的寶塔型書院結構體系。(注:《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103頁。)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官府的級別越高,其權力就越大,就能支配更多的經費,聘請更好的山長主教,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區越大,讀書人就越多,書院招生時選擇的余地也越多,能夠做到優中選優。二者合一的結果,自然就會造成書院教學水平隨行政區域的擴大而提高的局勢,由州縣而府道,由府道而省級,節節上升,構成一個由低而高的結構模式。上述湖南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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