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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產業論壇第二屆年會綜述

時間:2006-11-21欄目:語文論文

“入世”對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影響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場深刻的革命,一次全面的國家體系創新。它不僅將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過程和未來走向,制約著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正成為當代中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一種新的存在性依據,成為當下中國行為的一種文化生態,影響和推動著中國全面的制度創新、路徑改革和價值重建。胡惠林教授(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在這樣一種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文化產業被賦予了新的責任:參與入世后的中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所必須的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整體進程,接受改革成果和成本的轉移,協調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滿足國家的戰略需求,推進國家文化與文化產業創新系統建設。張曉明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指出,“入世”后的中國面對的是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產業具有“不對稱優勢”。因此,入世后在我國文化產業領域發生的競爭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不對稱競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國際性產業發展格局的不對稱:以夕陽產業換我朝陽產業;(2)國內外文化產業發展的不對稱:以產業實力搏我資源潛力;(3)已承諾開放領域競爭的不對稱性:以產業高端對我產業低端。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將由有限范圍和有限領域內的開放,轉變為WTO規則框架下的寬范圍和多領域開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國政府承諾的時間表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中國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雙向的相互開放。張曉明認為,鑒于國際性文化產業發展出現了手段和內容的矛盾,在產業發展階段上具有一種“后來居上”和“逆向整合”的趨勢,中國在制訂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時應以實現可持續的、跨越式的發展為基本指導方針,并遵循這樣的原則:以文化藝術的原創帶動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以文化產業帶動信息產業,以產業政策引導企業整合,以制度創新應對制度競爭。
      發展文化產業需建立與之互補的文化藝術保護方式
  新的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將文化藝術分為經營性(以盈利為目標)和非經營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藝術建設為目標)兩大部類,在建立市場性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同時,還必須建立與之相匹配的對位性互補的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二者相輔相成,形成當代文化發展的合理架構。金元浦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認為,我國當前的文化遺產保護必須首先理順下面幾個關系:(1)文化遺產“救亡圖存”與復興光大的關系;(2)大規模經濟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關系;(3)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遺產當代利用的關系;(4)文化遺產保護宏觀整體規劃與分檔次、分階段、分地區的具體策略實施的關系。金元浦認為,結合國情,我國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應采取政府保護、法律保護、市場保護與社會支持等多重因素綜合運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護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護方式是文化藝術保護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這種保護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藝術的宏觀調控機制,主要運用政策的傾斜來實施文化保護,并協助立法機關建立和完善文化保護的法律、法令和法規。其次是逐步加大國家文化資金的實際投入與監督實施,保證文化藝術在國家投資預算中的實際增長。其三,政府保護方式還應包含對民族傳統文化和瀕危藝術的特殊支持、對高雅藝術的大力資助,以及重點文化設施的建設、擴充與維修。(2)盡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護方式。當代藝術保護中依靠法律形式進行保護成為各國注意的焦點,法律方式保證了當代藝術保護的法律地位與運作程序,也保證了藝術保護的公眾意識與社會責任。其根本意義是通過減免稅收鼓勵企業和個人捐資,以達到文化藝術總投入的實際增長。(3)迅速建立市場保護體制。文化藝術的市場保護包含兩大方面;其一,為努力發展上規模上檔次的一批大型文化產業,依靠市場方式,通過文化產業自身的擴大與積累來改變我國過去文化保護中單一的輸血模式,形成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其二,對于那些不能以產業形式發展的文化藝術則必須通過市場尋求企業資助的道路。從企業贊助保護方式來說,要想使其發展起來,必須保證企業投資能獲得相應的回報。(4)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與全民保護。當代藝術保護中的社會支持和全民保護具有最廣泛最強大的力量。當代社會通過多種途徑特別是現代傳媒營造保護文化藝術的社會氛圍與社會輿論,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藝術的文化大眾,這是保護藝術的最深厚的社會基礎與心理根源。
      發展文化產業亟需改革文化體制
  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必須抓緊制定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對國有文化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以下簡稱國有文化部門)進行戰略性的改組。因為國有文化部門占有了我國文化資源,包括文化人力資源的絕大部分,是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主導力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搞好國有文化部門的改組、改制和改造,實現國有文化存量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文化產品生產機制的轉變,是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步伐的關鍵所在。齊勇鋒研究員(國務院體改辦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指出,國有文化部門在進行戰略性改組過程中應堅持“6個有利于”原則:(1)有利于建立科學合理、靈活高效的文化宏觀管理體制和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保障國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建立新型的投融資體制和國有資本的管理、監督與運營體制,使國有資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時,布局更加合理,結構進一步優化;(3)有利于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形成科學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4)有利于促進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轉換經營機制,調動經營者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激發其生機與活力;(5)有利于在國有文化部門改革中,調動各方利益主體的積極性,確保出資人、債權人的權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改組、改制的平穩過渡和社會穩定。
  具體到傳媒體制,孟建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系)通過對美國文化體制的介紹給人以很大啟發。他說,1996年2月8日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1996年電信法》,徹底打通電信業、傳媒業、娛樂業等行業壁壘,大大放寬了媒體經營范圍,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媒體業和其他行業之間石破天驚的變革:并購、聯合、重組。經過近5年的實踐,這種變革的巨大成功已讓全世界為之矚目,在機構重組、產業關聯、資金融合、技術平臺等方面形成了新興的實力巨大的娛樂傳訊業,并很快躍居美國出口榜首。美國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鑒之處,如我國至今還將電視業與電信業割裂開來的做法,就根本無法實現戰略上的大整合。尹鴻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也指出,中國傳媒業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團,而是建立現代的企業制度,因此,中國傳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規模,而是改革體制,拆除縱向與橫向的行政壟斷的籬笆,分離政府管理職能和企業自主經營權力,將傳媒的行政管理體系轉化為與市場體系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體系,逐步建立公平規范、競爭有序、優勝劣汰,充滿活力的市場運作機制。
      發展文化產業需實現理論創新
  現今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文化不僅僅是飯后茶余的調料、愉悅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繆其浩研究員(上海圖書館)認為,文化要成為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角

,必須實現“3個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創意是生產力的源泉,是發展的原動力。源于人的創造力的創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中,文化產業和其它行業中的創意部分將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2)文化產業破壁。文化產業不僅自身要做大做強,還要與其他產業形成共棲、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動關系。但是由于我國行政管理上條塊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這種良性互動的實際發展還遠遠落后于人們的預期,正在成為一個嚴重阻礙文化產業成長的瓶頸。(3)文化隊伍破壁。目前承擔21世紀文化產業發展重任的文化隊伍出現嚴重的知識偏門和缺失。必須以更寬容的姿態重新定義文化人,在更寬廣的視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擁有一支適應新世紀使命的文化隊伍。就文化產業的人力資源開發,陳少鋒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有自己的見解。他指出,管理知識的匱乏以及與管理相關的商業意識、商業倫理、職業化管理、人力資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產業人力資源所面對的主要問題。目前我國文化產業人力資源的突出問題是,專業藝術類、行政類出身而非管理類出身的人員所占比重過大,整體人群文化知識層次較低,專業化力量有余、經營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陳少鋒認為,對其他產業的經理人實施有關文化產業的培訓,或者對現有文化產業領域從業人員進行商業管理的教育,是文化產業人力資源開發中一項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則從發展文化產業的全局出發提出了“5個創新”:(1)理論制度創新。突破在文化產業制度改革上的路徑依賴和政策瓶頸,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給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發展,以制度創新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產業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障礙而可能導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場創新。進一步完善文化產業投融資政策,放寬民營文化企業和民間金融資本市場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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