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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平文化

時間:2006-11-21欄目:語文論文

2000年8月28—31日,聯合國召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宗教領袖共同參與的“宗教和靈性領袖千年世界和平高峰會議”,會議發表的《為全球的和平而奮斗》的宣言,表示各宗教團體應當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氣氛下,為和平、公正、消除極度貧困、環境保護以及社會團結而共同奮斗。緊接著,9月8日聯合國又召開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各國政府首腦聚會,150多個國家的政府首腦通過“千年宣言”,肯定了自由、平等、團結、寬容、尊重大自然以及共同責任是當今國際關系的基本價值觀,決心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環境。2000—2010年被聯合國確定為國際和平文化年。對這樣的全球共識,中國的和平文化無疑會提供可資借鑒的寶貴資源。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8年12月就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和時代特征這一科學論斷,強調和平是發展的必要條件,發展是和平的根本保障。江澤民同志近年來進一步強調,世界多極化在繼續發展,國際形勢總體上仍然趨向緩和,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時代的主題。和平與發展是21世紀初帶有全球性和戰略性的兩大主題,推進和平與發展事業不僅有利于擺脫冷戰時代的影響,也有利于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促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形成。中國和世界的發展都需要一個和平而穩定的環境。我們正處在一個和平與發展的偉大時代,必須不失時機地加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國是和平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中國的和平文化源遠流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英國哲學家羅素作為有先見之明的西方學者,早就指出:“(中國人)統治別人的欲望明顯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驕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這個民族就是中國。中國人天生的態度就是寬容和友好,以禮待人并希望得到回報。盡管中國發生過很多次戰爭,中國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轉引自湯恩佳:《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中國演員報》2000年7月14日,第2版。)。當然,西方世界確實也有極個別人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國威脅論”,在世界范圍內也產生了一些影響。美國資深政治學教授、哈佛大學奧林戰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在某種意義上為“中國威脅論”奠定了理論基礎。該理論聲稱:在未來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沖突將不再是武裝力量的沖突,而是文明的沖突;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的聯合將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對手。事實上,持東西方文明對立這類觀點絕非始自亨廷頓。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吉卜林(Kipling,1865—  1936)就說過:“東就是東,西就是西,兩者永遠不會有融合的時候”(注:轉引自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頁。)。亨廷頓的論調只不過是重復、延伸吉卜林的觀點而已。有些即使不持“中國威脅論”的西方人,對中國強大起來之后究竟將扮演“和平者”還是“威脅者”的角色,也心存疑慮。事實上,這種憂慮是毫無根據的,我們將用中國和平文化的史實,對他們的觀點加以反駁。
  中國傳統文化有豐富的和平文化資源。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三大派的和平論:秩序的和平論——儒家,行動的和平論——墨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論——道家。他們的思想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續著中國的和平文化。也就是說,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國文化的骨髓。
  江澤民1991年5月在莫斯科訪問時,就引用過墨子的名言“強不執弱,富不侮貧”,在世界范圍內宣傳了中國的和平文化。近年來,國內不少有識之士發起弘揚中華和合文化的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副主席程思遠和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的高度贊揚。但是,如何在世界范圍內弘揚中國和平文化,宣傳中國和平論,宣傳中國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動者及維護者的角色,消除“中國威脅論”的負面影響,還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課題。為此,筆者擬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探討中國和平論的主題。
      一、先秦諸子的和平思想
  首先說儒家。儒家文化是一種秩序的和平論,表現在儒家的修齊論、和諧論、中庸論、仁愛論、大同論等一系列理論中。
  修齊論是儒家內圣外王思想的基本構架,即通過格物、致知、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其中修身是關鍵。《禮記》說:“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禮記·大學》)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修身要求人人都能樹立起家國一體的觀念,為國家的穩定、從而也為天下的長治久安做出貢獻。
  和諧論是儒家和平文化的核心。《詩經·商頌·那》倡導“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說的雖是音調的和諧,但也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和諧。和諧論包括天人和諧、社會和諧、家庭和諧、群己和諧。孔子說的“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是和諧論的集中表述;《中庸》甚至把“和”看作“天下之達道”。天人和諧在儒家思想系統里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這種思想提倡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類之間是相通、相類、統一的關系,應當一以貫之。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述而》)人不應該“欺天”(《論語·子罕》),應該“畏天命”(《論語·季氏》)、“知天命”(《論語·為政》)。《易傳》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孟子提出“仁者無不愛”(《孟子·盡心上》),《中庸》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第二十二章》)漢代元帝時黃門令史游,受儒家影響寫成字書《急就篇》,描繪了漢初的和平盛況:“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谷孰成。”(注:轉引自王應鱗編:《玉海》,清光緒十年成都志古堂刊本。)許慎也重視中和之道,在《說文》中提出:“中,和也。”董仲舒強調天人和諧,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并把天人合一向天人相類發展,認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人如果得罪了自然,自然就要發出警告,甚至降下災禍以報復。為了不受自然的報復,程顥要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二程遺書》卷2),王陽明要求人與鳥獸、草木、瓦石“皆為一體”,做到“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一體之仁”(注:參見《王陽明全集·大學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天人和諧了,宇宙和諧才有可能。社會和諧、家庭和諧、群己和諧的核心是儒家的綱紀學說。陳寅恪先生在《悼王國維先生挽詞并序》中說:“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注:《悼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陳寅恪集·詩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2—13頁。)。季羨林先生對此的解釋是:這里實際上講的是處理九個方面的關系:君臣、父子、夫婦、諸父、族人、兄弟、諸舅、師長、朋友,也可以解釋成國家與人民、父母與子女、夫妻、父親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親的兄弟姐妹、師長、朋友。這九個方面的關系處理好了,就是使這九對關系都能相互照應、相互尊重,形成一種平等的關系,而不是像在儒家思想那里只強調單方面的

服從關系,就可以保證社會和諧、家庭和諧、群己和諧。社會和諧安定是和平的基礎,而家庭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中庸》引《詩》說:“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中庸·第十五章》)中國俗語說“家和萬事興”,曾國藩解釋說:“夫家和則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無不從,弟有請,兄無不應,和氣蒸蒸,而家不興者,未之有也。”(注:《曾國藩全集》第12冊,遼寧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頁。)又說:“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注:《曾國藩全集》第12冊,遼寧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頁。)所以,曾國藩堅持“和氣致祥”的觀點,認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注:《曾國藩全集》第12冊,遼寧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頁。)。
  中庸論是實現和諧論的方法論。中庸也可叫中行、中道,其核心含義是要求人們在待人處世的社會實踐中,堅持適度的原則,把握分寸,恰倒好處,無過無不及,從而實現人格完善、社會和諧。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以中庸作為區分君子和小人的標志,強調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認為天地萬物只有各得其“中”,才能相互依存:“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第一章》)。上古之世,堯治理社會“允執其中”(《論語·堯曰》);盤庚“各設中于乃心”(《尚書·盤庚》);周公倡行“中德”(《尚書·酒誥》),用刑力求“中正”(《尚書·呂刑》,這些都是中庸方法的具體運用。有了中庸的方法就可以實現和諧的目的,所以《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仁愛論是和諧論的出發點。樊遲問“仁”,孔子回答說是“愛人”(《論語·顏淵》),具體就是“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老者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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