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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說·經傳·經變

時間:2006-11-21欄目:語文論文

引言

1983年第一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我曾提交了《中國散韻相間、兼說兼唱之文體的來源--且談"變文"之"變"》的論文(載《敦煌學輯刊》1983年8月創刊號(總第四期)。)那篇論文,提出了如下的一些主要論點一,散韻相間、兼說兼唱之文體,于中國本土早在先秦已經成熟確立;二,楚漢"辭賦"是梵文"經偈"異質同構的對應形式;三,中國佛教之"偈贊",名為"梵唄",實系楚漢之聲;四,"變文"即唱導化俗的"談辯"、"應變"之文。

這些論點中,第一、二兩點,曾有林家平先生在其1986年第3期《蘭州學刊》所載之《試議拓展敦煌學研究的空間》一文,以及他與寧強、羅華慶合著的《中國敦煌學史》之有關章節中表示欣賞;第三一點曾有朱綠梅(案:即王小盾)《也談敦煌講唱詞的音樂淵源》一文(載《敦煌學輯刊》,1985年第1期,總第七期。)提出質疑,而且我也有針對的答辯;(牛龍菲《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答朱綠梅》,載1985年第2期,總第八期《敦煌學輯刊》。)第四一點,至今尚未見有人評論。

在我自己,于那篇論文的四個主要論點中,最覺不滿的是第四一點。

當時雖已認為:"'變文'之'變',當有非文體概念的其它含義。"但終覺在未找到"經變"確切語源的情況下,我"以一'變'字而兼及'辯'、'變'二義"之有關其功能的論說,難逃"牽強附會"之譏。故于"變文"一端,只是"且談",而未敢專論。

在我心目中,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一切名謂,總有其固有的語源。

"變文"一語,不要說"至今還沒有找出譯文或對音的梵文";(王重民《敦煌變文研究》,原載1981年第2期《中華文史論叢》,可見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上冊第285頁。)即使是找出了譯文或對音的梵文,也當如王重民先生所說:"'變'字在漢語內應首先具有相適應的意義"(同上)。

可惜的是:前此向未有人在漢語中找出"變文"之"變"的真正語源,其意也向未有確訓達詁。

因此,1985年提交新疆烏魯木齊"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一九八五年學術討論會"上,筆者又提交了本文,以做進一步的探討。

本文自1985年提交上述學術討論會之后,又曾見有北京《讀書》1988年第4期金克木《"變文"的"變"的來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饒宗頤《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之《從"睒變"論變文與圖繪只關系》等文。這些論文所及,正如敦煌《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張鴻勛先生《變文研究評述二題--敦煌變文研究回顧與思考之一》所說:不過"表明從古梵語中尋找'變'字的工作,至今尚未結束"而已。此外,還見有廣州《華原》1995年第1期姜伯勤先生《變文的南方源頭與敦煌的唱導法匠》。此文雖然在隋代吉藏《中觀論疏》中找到了"釋此八不,變文易體,方言甚多"的文字,但這已然是"流",而不是"源"。不僅如此,姜先生所謂"因為博通眾典,在唱說時遂對正式的經文文體加以變通,從而'應變無盡'。這是最廣義的'變文'概念"之言,也并沒有超出本文當年的論說。

若干年來,我一直留心于此。從本文第一次成稿的1985年5月至今,我也依然在注視著有關此一問題的研究動態。綜合考量,我依然堅持如下之或許可以供同人參考的意見"變文"之"變"者,實系中國固有之"經·說"、"經·傳"、"經·變"之"變"。

一,"經·變"之制乃中國固有

中國固有之"六經"《易經》、《書經》、《詩經》、《禮經》、《樂經》、《春秋》,(案:《樂經》已亡。)正如梁啟超所論:"古書槧于竹簡,傳寫甚難,故凡著述者文皆極簡。《老子》僅五千言,《墨經》不逾六千言,孔子作《春秋》亦義豐而文約,而微言大義,皆在口說。"(梁啟超《墨經校釋》,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版,第二頁。)《墨子·經上》有言:"說,所以明也。"故《墨辯》有《經上》篇,又有《經說上》篇;有《經下》篇,又有《經說下》篇。《韓子·外儲說》亦有《經》、《說》之制。此正如梁啟超所說:"欲明經,當求其義于經說。"(同上。)此《經》、《說》之制,先有晉人魯勝《墨辯注序》發明,(《晉書·魯勝傳》存其《序》說:"《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后又有唐人杜牧言之,(《樊川文集·答莊充書》說:"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案:這里所謂"百家之說"的"說",便是"經說"之"說"。)"自梁(啟超)氏篤守此例,乃能將經與說之關系,確定而不移。"(范耕研《墨辯疏證》,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版,第六頁。)近人欒調甫先生又更指出:"蓋《墨辯》之有說、辯,猶因明之有立、破。"(欒調甫《墨子研究論文集·平章胡墨辯之爭》,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35頁。)至此,"依經以辯理"、"錯綜經文以盡其變",(語出杜預《春秋左氏傳序》。)"爰俞雅辯,暢辯微理"(欒調甫《墨子研究論文集·墨子要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97頁。)的"說"、"辯"("變")功能,遂大白于天下。

此《經》、《說》之名,后又移易為《經》、《傳》。據《尚書正義》"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之言,此所謂《尚書》者,已非"本經",而是"口傳",即"本經"之"傳"。又據《漢書·藝文志》,道家學理也有《傅氏經說》和《鄰氏經傳》等不同的《說》、《傳》。

西漢之時,經師傳經之業大盛,立為博士者亦不在少數。此所謂《經傳》,與《經說》大半傳述圣人口說已略有不同。此正如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所說:"《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后《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正因如此,蔣伯潛先生才說:"圣人所作曰'經',賢人所述以釋經旨者為'傳'"。(蔣伯潛《十三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427頁。)西漢、東漢以及從此之后經師所依之先秦經傳,即如《春秋》而言,便有《左氏》、《公羊》、《谷粱》、《鄒氏》、《夾氏》等不同的《傳》。

此所謂《傳》,又有偏離《經》之主旨者,古人稱為《外傳》。如,三國韋昭在《國語·敘》中便曾說過:"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外傳》。"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有言:《傳》者,"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故,"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依此之言,似乎,在"六經皆史"(語出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內篇一·易教上》)的中國,作為記錄史事的"經傳",相當于"外傳"者,又有"變例"的一體。

此所謂之"變例",筆者所經見之文獻,尚未有專名。但或許與楊雄《法言》所謂"五經"之"變"的稱謂有關。筆者所謂"經變"者,正是指此"經傳"之"變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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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露》卷二《竹林第三》有言:"《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所謂的"變例",與此似也有相通之處。所謂"通辭",是指論說"道常"的言辭。(案:所謂"道常",猶如今日所說的"規律"。)而所謂"從變而移"的"經變",其與"通辭"的關系,似可參考蔣伯潛先生所著《十三經概論》一書中《春秋經傳概論》一章所引諸家之言論之。

蔣伯潛先生說:"《公羊》、《谷梁》為'傳'之正體;《左傳》則是'史傳'非'經傳'之傳之正體也。"作為"非'經傳'之傳之正體也"的《春秋左氏傳》,有"《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劉安世);"《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葉夢得);"《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范寧);"《左氏》有無經之傳,失其根本"(權德輿);"又有釋不書于經之事者"(蔣伯潛);"有于經傳不合處,不云傳誤,而云經誤;其注亦多強經以就傳"(蔣伯潛)的特征。此所謂"經變"即"經傳"之"變例",其與"經"的關系;比之"傳"與"經"的關系、"說"與"經"的關系,要更加強調史事的傳述,并帶有"演義"的意味。

正因"經傳"之"變例",有"詳于史"、"艷而富"的特征,故有十分豐富的形態。楊雄《法言·寡見》曾說:"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這里,所謂的"五經""其變",即《樂經》亡佚之后的《易》、《書》、《詩》、《禮》、《春秋》的各種《說》、《傳》、《變》。

又,王重民先生也曾指出:"《隋書·經籍志》子部兵類有《投壺經》一卷,《投壺變》一卷。"(王重民《敦煌變文研究》,第287頁。)綜上資料,所謂《說》、《傳》、《變》三者,蓋有兩義1,詮釋其《經》,引申其旨。

2,與"道常"對應的"事變"。

在"六經皆史"的中國,《說》、《傳》、《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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